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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对子女的养育明显侧重在“育”字上：杨绛从小喜欢文学，如果她稍显对某本书有兴趣，父亲就会将那本书放在她的书桌上，过几天，如果父亲发现她并没有去翻读这本书，父亲就会将这本书收起，它不会再出现在杨绛的视线里，这是父亲对他的批评。那时，父亲给杨绛买了许多她非常喜欢的词章小说。
杨绛一生最幸运的事情发生在她在北京读书的时期，她与一生的挚爱和灵魂伴侣钱钟书相识相恋相爱了，这算是对她当年心心念要到清华读书的意外收获与奖赏吧。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耀眼夺目的双子星从此开始了他们相亲相爱、相守以沬的一生。
1935年，钱钟书参加中英庚款留英考试，成为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他们互相陪伴，游学欧洲，这是他们相沬一生的生活的开始，也是他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践行之始。他们在欧洲各国读书、行走、研究、体验，这为他们其后的学术研究与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素材。
国难家困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寝食难安。在战火纷飞中，他们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杨绛步入剧坛，这是来自于她多年来对都市小市民生活和体验与感受，也包括了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生活的积累，尤其是在对上海十里洋场生活的细腻观察与感受成就了她的剧作和其它文学作品。在抗日战火的炙烤之下，她在对胜利的热切企盼中，努力创作与生活，并全力支持丈夫钟书全力创作他的旷世巨作《围城》。
在渡过了抗战胜利之后三年在上海的平淡生活之后，一九四九年，杨绛与钟书举家北上，定居北京。这里曾经是他们求学求知、相恋相爱之地，而此时他们是以教育者和建设者的身份重回母校执教。起初二人都在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组工作，后来钟书被借调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工作，二人分别是这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篇章。
一九五六年，四十八岁的杨绛为了精准翻译《堂吉诃德》，她自学了西班牙语，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杨绛被要求把已完成四分之三的《堂吉诃德》翻译“黑稿”上交。稿子被没收后，杨绛夜不能寐。后来她被告知：译稿已丢失。杨绛心痛如绞，但她不心甘，她主动申请去打扫革命群众办公室卫生，实则是为了寻翻译稿。感天动地，杨绛在打扫储藏室时，突然就发现了早已蒙尘的《堂吉诃德》的译稿。她小心翼翼地将其抱回家，仿佛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孩子。
一九七八年，历经二十年的千辛万苦，《堂吉诃德》正式出版，万千读者争相购买，一时间掀起“堂吉诃德”热。杨绛的这个译本，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翻译的空白。是年，西班牙国王访华，《堂吉诃德》作为礼物被赠与王室。一九八六年，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这部翻译稿，耗尽了杨绛先生二十年心血。
当有一天二百六十万字的《杨绛全集》呈上各大图书馆的书架上时，它已然成为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大地上一抹最明亮的光辉，它驱散寒冷，驱散孤苦，照亮未来，也照进了亿万读者的心间。在她的笔下，鲜有高大形象的英雄人物，更多的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人物，不管是可亲可敬的，还是令人讨厌憎恶的，或是可悲可叹的，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都诉说着寻常人物的故事，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杨绎相对简单的家庭生活也是充满了恩爱、和谐的氛围，仅管屡遭不幸。他们一家三口历经苦难风雨却未能在人生最后一刻一直相伴，杨绛承受的痛苦难以想象，但她的内心却是十分坚强，她说，那一天终归会来，到那时我们仨就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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