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以南宋作为观察视角的起点,梳理“宋元变革”社会转型期间的科举变化、选人机制带给士人的冲击。作者采取宏观呈现与个例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展示士人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的重大转折,勾勒出士人们从独恋朝堂到走向民间的万千姿态。
宋代被称为科举社会,以科举为主造就的士大夫主宰了朝政,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士大夫政治。由庶民一跃成为政治明星的增多,加剧了更多士人希望借助科举的力量金榜题名,走上朝堂,成为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实现宏伟的抱负。不过,随着靖康之变,北宋遽然灭亡,仕途对士人变得异常艰难起来。
【资料图】
从北宋到南宋
科举与晋升面临剧变
北宋开国,承袭隋唐,实行科举取士。在宋太祖朝,由于取士的人太少,科举还不能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到了宋太宗朝,伴随着宋朝江淮川广统一的完成,基于急需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宋朝政府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每科取士几乎都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一榜的正、特奏名进士,诸科便达3055人。据统计,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万人,南宋约为5.1万人,这些数字的总和,宋朝以前和以后的历朝科举登科人数都无法与之匹敌。科举规模的扩大与科举制度的公平机制,打破了往日的贵族政治垄断,不仅为朝廷输送了大量政治人才,还促进了人员流动。不过,伴随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员多阙少现象日渐突出。到了南宋,官员数量较北宋又有大幅度增加。吃皇粮冗员的不断增多,也让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所以,南宋只好将最先实行的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改为三年一次,减轻“人流太泛”的情形。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凸现了。那就是:科举考试僧多粥少,独木桥难上的局面日趋严重。《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指出,到了南宋,领土减少了1/3,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未减反增,竞争更为激烈。特别是东南沿海各州郡每年参加州试的人,大郡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据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记载,自己的家乡江西庐陵“平时应诏,率数千人试”,而在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的州试中,“则赴举者逾万人”。而据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迁知福州的赵汝愚的奏疏透露,该州当年参加州试“纳家保状”的报名者便达到1.6万人,而“解额只六十二人,系二百七十方解一人”。保守计算,南宋5万人金榜题名的背后,是有着上千万人次名落孙山。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在南宋,士人要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是多么的不容易。
不仅金榜题名难,更为严峻的是,即使侥幸在科举考试的漫长马拉松竞赛中脱颖而出,士人的前景也并非一片光明,而是充满着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阻碍着士人的上升通道。《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告诉人们,从理论上讲,士人登第之后便予以授官,但绝大多数授予的仅仅是最低级的幕职州县官,然后还得通过严苛的选人升迁关,以达到“改官”的目标。选人升迁有两个层面:一是选人在七阶内的升迁。进士出身的要担任县令,需要四年时间;如有三个官员推荐,则直接可担任县令。二是要成为京官,除了自身要政绩突出外,还得有五份“举状”,也就是推荐信。对推荐人也有具体规定:包括是直接上司的“本路帅抚、监司、郡守”。一个普通的低级幕僚,要取得这样的推荐,无疑是极其困难的。“改官”制度的设计,让官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私人联系,他们慢慢以门生、故旧、家族、乡党等为纽带,营私舞弊,互相提携。南宋担任过国子监博、漳州知州、吏部员外郎的杨万里,在其著作《诚斋集》中,收录了他的351封书信。这些书信中居然有100多封是写给手握大权的官员,目的是为儿子、亲属或者门人请求举荐、关照。在他的斡旋下,其担任南昌县令的长子杨长孺在几年内连续升迁。编撰过《鹤林玉露》一书的南宋学者罗大经,进士及第几年也没被朝廷授官。直到第8年,他的父亲罗茂良找到与自己相识的,分别掌握一定权力的范应钤、赵师恕、王太冲三人,在他们的举荐下,罗大经才被授予容州司法参军。
从南宋孝宗时代,由于冗员的压力,孝宗即位后便宣布,“限选人改官,每岁八十员”,这个数量仅为北宋时期的1/3。士人上升的通道更加困难。独恋朝堂的士人们,愈加感到生存空间的狭窄与局限,从而迫使他们思考做官以外的其他生存方式。
士人转型求变
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格局
从南宋开始日益严峻的仕途现实,曾经寄希望“学而优则仕”的士人们,出路又在哪里呢?《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的作者通过对南宋志怪小说《夷坚志》记载的梳理,发现士人们的出路有8种情形:一是选人待次。也就是说,科举及第后,不能立即做官,就在乡中家居,等待出现空缺后再行上任。二是归乡买田。有的士人在等待选人期间,或者是退休之后,归家买田,做地主,过丰饶的生活。三是经营田产。依靠已有的田产对外租赁收租。四是剃发出家。极个别士人入仕无门,便遁入佛门道观。五是当教书匠。无仕无着,便仿效老师,办起私塾,用知识作为谋生工具。六是经商谋生。仕途碰壁之后,一些士人便由儒变商。七是投身叛乱。个别士人政治失意之后,便加入反抗政府的行列。八是甘心为吏。一些士人仕途无望,便放下身段,自愿为吏,帮他人料理公务。
读书做官,对于士人来说,并不仅仅是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实现,更多的只是改变个人与家庭处境的现实考虑。在宋代,读书、参加科举、步入官场,这是许多士人的必由之路。因此,读书做官的观念渐渐融入士人的血液中,植入士人的基因里。《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告诉人们,由于江山鼎革,社稷易手,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在其统治的90多年间,有大约一半时间废除了科举考试,粉碎了士人们一直以来的追求目标。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少士人只好平身低头,从事过去不屑一顾的职业。随着社会对管理官员需求的增加,也有许多士人侧身为官,通过这条便捷之路,实现了人生的理想。
在元代,对于大部分士人来说,他们没有做官的幸运降临,他们有的修身齐家,有的著书立说,有的为吏从教,士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士人们的职场,变得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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